我爱北京，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因为北京话好听。在南方时看电视听广播，觉得那种字正腔圆的语调既规范又令人陶醉。后来到北京了，一坐公共汽车，发现周围的人个个都像播音员（从售票员开始），而且日常的口语另有一番生动活泼的效果。跟当地人交谈（哪怕仅仅同一次路），确实能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在浏览北京诸多著名的公园、街道、建筑之前，我便完整地感受到一个听觉中的北京。或者说，北京最初是以声音的形式进入我的听觉——以最快的速度占据了我内心。我像一滴方言的水珠，融入北京话的汪洋大海中。我兴致勃勃地加以模仿——当然这不得不努力克制方言的惯性。在北京话的诱惑中，我下意识地改变着自己。北京啊北京，如此轻易地就从口音上改造了一个外乡人。
严格地说，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不过是最接近普通话的方言。它也有被改造的时候：普通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改良的——作为全国人民的标准语言。中国地域广博、风俗复杂，能讲一口普通话，似乎就获得了语言上的通行证。尤其在北京这种包容了各地移民的国际大都会，普通话（或北京话）是有优势的。几乎每个外来者，都会面临这种口音上的改造。
我有位湖北来的朋友叫古清生的，写过一篇《带着方言闯北京》。他起初打算用三个月学会说北京话，在小旅馆时关起门拉上窗帘坐在电视机前悄悄地练习（挺羞涩的样子），后来发现播音员的语速太快了，紧追快赶也跟不上——于是便像被一趟火车甩在半道上一样沮丧：“北京话难煞我也！”据他自己说过去梦想过到中央电视台说相声，现在再不敢做这种梦了。有一次文友们在鼓楼聚餐，在座的有一位研究汉学的美国博士生，古清生刚跟他交谈几句，便有人举筷指出：你的北京话没有这位美国朋友说得好。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古清生尴尬极了：“那位携着北京小妞的牙买加裔美国佬居然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这个事实说明，我在语言学上的愚钝之至已经超越国界。”他上街购物时常遇见卖方问：“您是外地人吧？”他很纳闷：“你怎么知道的？”这把别人逗乐了：“您开口说话我不就听出来了嘛。”老古便感叹：语言啊语言——你是人身上惟一难以改变不可医治也掩藏不了的一件致人命的小玩意儿。从此他一刻也不敢放松操持方言可能招致伤害的警惕性，每次“打的”甚至在必要地交待目的地之外，还额外补充一句：上班真个儿没劲。其实这位自由撰稿人上的哪门子班嘛，不过是提防司机从口音分辨出他外地人的身份而搞点什么猫腻（绕路之类）。时间长了发现，北京其实是较少方言歧视的城市，担心纯属多余：“与北京人交谈中，他们很多人愿意在谈话的间隙猜测一下我是哪省人。如果我说猜中了，他们甚至会为此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快乐。”
像古清生这样曾努力学说普通话而失败的不在少数。贾平凹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我曾经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话，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更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他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据说一口秦腔的贾氏不怎么多来北京，也是因为说不惯普通话加上不愿意更换语言环境。在异乡的他总是给人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实这位小说家在其钟爱的西安城里还是极健谈的（如鱼游回水中），甚至自称擅长骂人的艺术——“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这种所谓的骂并没有恨的意思，相反还浸透了如影随形的母语的爱。非如此似乎不能淋漓尽致地与母语相亲相爱！方言也有普通话无法取代的魅力与感情色彩。贾平凹弃学普通话的理由是——“毛泽东一辈子都说湖南话”——包括他住进中南海以后。我喜欢一遍遍地重听他在那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会议发言的录音资料，抑扬顿挫，确实是强者的音乐。尤其是50年前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一句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全世界都听见了。语调里的那份雄浑、傲岸乃至潇洒，是一般的播音员无法比拟的。
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富于乐感的城市。在这里，你会听见最标准的普通话，也能遭遇种类最丰富的方言。这里除了沉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之外，还另有一座嘹亮的人类的讲坛，虽然它是无形的，却供奉在我们每个人的口音里。各地方言的加入，也在扩张着它的轮廓，并接受着它的考验。不管怎么说，正宗的北京话还是好听的——这种“好听”还包含着易懂的意思。北京人说话，也是很艺术的。我对北京话没有什么抵触情绪——虽然在学说时也难免流露模仿的痕迹。这注定我永远只是北京话的模仿者。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越来越多的模仿者（带着各自的口音），不也正是北京话得以强大的原因？如果说我是因为爱听北京话而来此地的，那肯定太夸张。但北京话好听，也使我更爱北京了。听觉中的北京，似乎比视觉中的北京更为深远、广博（甚至能把我带回老舍那个时代）。
（摘自《北京的梦影星尘》，洪烛著，海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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